2020年这是分析「内循环」最详细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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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内循环为主”成为一个热词:内循环为主到底代表什么?对未来中国经济会带来什么影响?

2020年这是分析「内循环」最详细的文章……

如果将“内循环为主”作为一个经济发展的战略,那确实是一个不得了的大事。

而且当前正值制定十四五规划的关键时期,如果“内循环为主”用于指导未来五年的经济政策,会对经济产生方方面面的影响,既有机遇,也有风险。

前沿君查询了一下近期的表述,对双循环的表述首先出现在5月14日的高层会议:

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但是,这里没有提到“内循环为主”。到了5月23日,两会期间在政协经济界委员的讲话中,则直接提到了内循环为主的问题:

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此后,6月18日,鹤在陆家嘴论坛的书面发言提到了内循环为主的问题,但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直到7月21日在座谈会上的讲话,外界才开始集中关注这个表述:

我在今年全国“两会”上讲过,面向未来,我们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这次讲话不仅仅讲到了未来要形成这样的新格局,而且还阐述了这样考虑的理由,同时又特别强调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总共用了468字来专门讲述内外循环的问题。

如何看“内循环为主”的新战略?前沿君认为,要认清这个问题,需要回到2019年鹤在陆家嘴论坛的演讲,当时讲到了中国经济再平衡的问题,涉及到中国经济内外循环。

但“内循环为主”是一个新问题,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并没有这样的表述。

这个新战略主要应该是针对十四五规划,所以影响是未来五年的经济政策,可能会存在四大机会:

一,中国每年出国旅行项下的服务贸易逆差超过2000亿美元,未来通过免税等政策,促进高端消费回流应是方向。海南提高免税额后,免税店生意火爆。

二,在核心技术领域,如芯片、5G、物联网等领域的国产替代继续火爆,这会给国内相关产业继续带来增长的空间。

三,在能源领域更加依赖国内能源,可能将会增加煤炭等传统石化能源使用,并加大对清洁煤炭技术的研发和投入。

四,在金融领域的内循环,将会重构央行资产负债表,央行的主要资产将由外汇逐渐转换为中国国债,中央政府的赤字未来数年会继续大幅扩张。

下面前沿君分要点进行解读:

1,回到鹤对内外循环的分析

要理解“内循环为主”,需要回到鹤(见本公号文章《值得收藏:鹤的30年》)对中国经济内外循环的判断。

其中一个被忽略的信息是2019年陆家嘴论坛鹤的演讲,当时媒体披露了演讲全文,还包括现场的PPT的照片,其中一张图如下。标题是:中国经济再平衡持续推进。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虽然爆发在美国,但是当时很多人讨论到中国经济的失衡问题,即美国通过进口获得了大量来自中国的廉价产品、吸引中国外汇储备回流美国又获得了大量廉价资金,这压低了美国的物价,也让美国金融泡沫得以产生。从这个逻辑看来,美国金融危机是中国造成的?!

不管这个逻辑是否成立,但确实中美经济都出现了相当严重的失衡,或者说内外循环出了问题,两国都需要经济再平衡。中国经济则是患上了严重的出口依赖症。

衡量一个经济体的外贸依赖程度一般用外贸依赖度,也就是进出口占GDP的比重,当年最高的时候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一度接近65%,大多数发达国家只有20%多一些。

这带来了一系列的严重问题,其中在金融数据上也有体现,也即鹤那张图所强调的,经常项贸易盈余占GDP的比重最高达到10%。这个数字是美财政部对汇率操控的三大认定标准之一,超过3%就认为这个国家汇率被操控了。中国这个指标不仅仅超过了3%,而且是3倍还不只。

所以,这也成为两边贸易谈判中的一个重要话题。但是,正如鹤的演讲中所说,中国经济自2008年的再平衡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个数字已经降低到了0.4%左右。

为什么要联想到这个演讲?因为这个数据和“内循环为主”战略直接相关,而且鹤的经济决策影响巨大。

2008年,中国的外贸受全球经济危机影响,被撞了一下腰,持续了半年时间负增长高达20%以上。虽然当时没有提出“内循环为主”的说法,但实际上已经在这样做了。

尤其是4万亿之后,经济和金融资源不断地向房地产和地方平台聚集,民企(出口主要靠民企)的日子越来越难,很多地方要驱赶那些吸纳大量就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出口型企业在人力成本、土地成本、融资成本、环保成本等多重挤压下,生存越来越难,在经济中的份额也在不断降低。从下图可以看出,这些年中国经济的贸易依存度在不断地降低。

今年受疫情冲击,2月的出口达到-40.5%,但是很快出现了V字大反弹,从3月份开始出口就连连超市场预期。但是,如果未来要进一步朝降低外贸依存度的路数走下去,那么其实可以降低的幅度也不大。这是第一个判断。

现在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在30%多的水平,比全球主要经济的水平高不了多少。而且经常项盈余占GDP的水平也已经到了很低的水平。

前沿君认为,未来随着进口逐渐增加,很可能出现持续性的贸易逆差。未来5年,中国要为持续性的逆差作准备,这会对中国经济、国际收支、金融体系的稳定带来全面的影响和冲击。

中国当前基于外部环境的变化,虽然要强调“内循环为主”,但这不等于进一步挤压出口产业,相反,应当进一步稳外贸,积极支持,减缓持续性贸易逆差到来的时间。

下面来进一步分析,这次与“内循环为主”直接相关的加工贸易。

2,“两头在外”模式能抛弃吗?

这次提出的“内循环为主”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理由?在7月21日座谈会的讲话,其实专门作了阐述:

以前,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外部环境下,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对我国快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当前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带动世界经济复苏。

从这段话可以很明显看出来,现在强调内循环为主主要是因为过去的模式出了一些问题,即“两头在外”的问题。今年4月10日商务部在联防联控的发布会上,针对央视的提问专门作了解释:

加工贸易是中国对外开放进程中形成的新型贸易业态,与一般的贸易方式相比,加工贸易有一个特点是“两头在外”,是开放型经济和国际产业合作的有效形式。当前,国际疫情严重冲击世界经济,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加工贸易受疫情的影响更为快速直接,面临需求端和供给端“双向挤压”。

其实“两头在外”在过去一般和另外四个字连在一起说,即“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也就是原材料和市场都在外面,中国仅仅是加工组装之后就出口。这些产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利于扩大就业,对于拉动中国经济增长、吸引就业起到了很大作用。

所以,那次座谈会也特别强调“两头在外”的模式过去对我们快速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商务部的发布会也对肯定了加工贸易为中国经济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并指出了下面的两组数据:

近年来,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加工贸易规模和占比也有所下降,占外贸比重由1998年最高时的53.4%降至去年底的25.2%。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和梯度转移工作也取得了积极成效,2019年中西部加工贸易占全国加工贸易比重,比2015年提高了7.8个百分点,达到了23.3%。

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到,即使这些年加工贸易的占比不断地减少,但是至今也还是有四分之一的比重,而且在沿海地区发展起来之后,这些产业不断地往内陆转移,所以中西部加工贸易占比迅速提升。

确实,正如上文所分析的,这些年从事加工贸易企业的日子不好过,他们面临多重挤压,各类成本的急剧上升也让不少这类产业外迁到东南亚等地区。

那么,现在提出了“内循环”为主到了要放弃占25%的加工贸易的程度吗?

显然不能,因为这既关系到民营企业的稳定发展,更关系到就业的稳定。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所以在4月7日的国常会专门出台了四条措施,支持加工贸易的发展。

注意,内循环为主不是放弃加工贸易,也不可能放弃加工贸易,25%的体量未来相当长时期还要存在,而且会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力量。这是第二个判断。

虽然中国整体贸易依存度已不算太高,但是从地区来看,中国有14个城市贸易依存度超过50%,其中4个城市超过100%,即东莞、苏州、深圳和厦门。

几天前,新华社也有一篇报道《外贸依存度约120%,疫情冲击下苏州如何纾困的?》,这是对苏州提出的问题,也是对所有外贸依存度较高的城市提出的问题,今年这些城市都遭遇了较大困难。

前沿君认为,这些城市应该避免出现类似于前些年驱赶劳动密集型企业,应当以就业为先,进行缓慢的产业升级和转型,而不是强力加速推进这一过程。

3,“构建完整内需体系”的机会和机遇

既然外贸依存度难以继续大幅降低、“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也无法抛弃,那么“内循环为主”到底要做什么?显然,宏观上大幅降低的空间不大不代表无事可做,显然不是。

内循环为主就要更多依赖于国内的市场。座谈会上这样讲:

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带动世界经济复苏。

理解这句话同样要回到2019年鹤在陆家嘴论坛上的讲话,他讲到中国的优势:

目前我国人均GDP正在跨越一万美元的关口,很可能这一两年就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正在形成。参照世界银行的标准,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大约有4亿人,他们大多有有住房、有汽车、有稳定的工作,他们的需求独具特色,具有个性化、多元化的特点,高度重视质量。

这句话其实可以理解为两个数据:第一个数据是中国的人均GDP即将跨越一万亿美元的关口。这是一个标志性的数据,意味着各类消费升级将会加速,各类新的需求也会迸发出来。国家统计局几乎是从年初发布去年的数据就开始预测,即将突破万亿美元水平。

按照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测(见本公号文章《年中会议前密集放风,宏观政策方向已近明朗》),如果今年增长1%,应该就能实现GDP14万亿美元,也即人均1万美元的水平。

但是要注意的是,这个1万美元虽然让人欢欣鼓舞,但是中国仍然是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还没有达到高收入国家的水平。新加坡和美国的人均GDP都是6万多美元,我们占的六分之一不到,距离还很遥远。

第二个数据是4亿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比较大。但是,不要对中等收入的水平期待太高,中等收入也就是年可支配收入2万多元,这并不算高,甚至在大多数一二线城市几乎都没法生活。

所以,今年记者会上提到了6亿人月入不过千才惊醒世人,原来还有这么多人收入这么低。所以,月入2000-3000元是否可以达到“有住房、有汽车、有稳定的工作”这个标准其实很难说,我认为很多人可能误读了中等收入的收入水平。

对于消费需求的问题,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式提出前的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一个生动的描述:

过去我国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现在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必须采取正确的消费政策,释放消费潜力,使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

在hqf对双循环的解读中,反复提到了一个核心概念: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这句话如何理解?前沿君认为,至少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提升供给端的能力,尤其是严重依赖于外部市场的核心技术,如芯片等,未来要逐步转为内部供给。这些国产替代会给国内企业带来巨大的市场和机会,这几年已经开始,未来仍会加速。

除芯片之外,还包括5G等新基建领域,产业互联网、物联网的建设,将会开启一片巨大的新市场。这些都有赖于供给能力的提升、技术的创新,说到底是供给侧的问题。

第二,促进消费升级,提升高品质消费的市场环境。中国高收入群体的很大部分消费发生在海外,这也导致了中国服务贸易项下的旅行逆差高达2000亿美元,也就是每年至少万亿规模以上的消费在海外发生。今年受疫情影响,这笔支出急剧缩减,反而增加了中国的贸易盈余。

以往,中国的高收入群体挤满了海外各国的奢侈品、化妆品的商场,在国际机场拖着行李箱、背着大包小包,都是海外采购的物品。这些物品为什么不能在中国购买?这是多年以来商务部门提出的问题。

在促进内循环体系建设下,未来对部分产品的进口关税的降低,以及设置更多的免税购物点应当是未来的趋势。当前海南自贸港建设已经大幅提高了免税额,据说免税店的生意非常火爆。

当然,除了降低这些进口商品的税收,还需要更多地培育国内的品牌,促进国内高端消费品市场的建设。

但更重要的问题是消费需求很大,有效需求却不足,尤其是这几年的房价暴涨,导致了居民的杠杆率急速上升,居民的“六个钱包”都交给了房地产商和银行,其他消费明显疲软。

因此,可以看到虽然整体来看,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在扩大、人均GDP也在提升,但是中国过去一直稳健的消费增速,这些年每年增速下降1个百分点左右。其中,汽车的人均保有量远低于发达国家,但是近年急速下滑。

因此,未来稳定房地产、抑制房地产暴涨会是一个长期政策,因为只要房地产旺了,房价暴涨了,就会导致百业萧条。

现在,无论是外资加大对中国的投资,还是出口企业产品转内销,这都会加剧国内市场的竞争,未来竞争将会非常惨烈。

但是要真正的发挥国内超大市场优势,就必须将提升居民收入水平作为重要的政策目标,近年出现居民收入增长有时低于GDP增速,这也是消费疲软的深层次原因。这是第三个判断。

最近,对于十四五计划讨论较多,其中有部分智囊提出了十四五的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计划,即由现在的4亿变成8亿,那么意味着6亿月入千元人群中,有大部分收入要翻倍。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唯有压缩政府公共支出、减轻公共体系运行成本、更多让利于民,真正的“以内循环为主”才能建立起来。

4, “内循环为主”也必将影响中国金融体系

再从金融角度来理解“内循环为主”,这样的变化正在发生。

正因为中国经济极高的对外依存度,才导致了中国连年巨额的贸易顺差,形成了巨额的外汇储备资产。这些本来是分散于外贸企业手中,但是相当长时期,中国采取了强制结汇制度,这导致企业不得不强制将外汇换成人民币。

而这成了央行基础货币发行最大来源——所谓的外汇占款项目,连年创出新高。央行几乎是无奈地不断地发行央票,回收这些被动超发的货币。后来小川干脆发明了一个池子论,即将这些被动超发的货币关在池子里,不到市场中来。也有人后来延伸说,房地产就是个很好的蓄水池,量大。

但这背后都是源于大进大出的外贸模式。从下图可以看到央行的资产中,外汇资产在2013年到了顶峰。

这也意味着,中国央行过去依赖于美元扩张资产负债表的模式走到头了,但是央行不可能被动地缩表,这会对经济带来打击。

所以,必须发明新的工具来扩张央行的资产,这就是各类粉的由来,那些年央行创设了许多工具SLF\MLF\SLO等,给市场释放流动性。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工具MLF已经在LPR改革中被相中,成为LPR的锚,这是后话。

2013年和2014年左右发生的央行各类新工具的创设,其实是一个过渡时期的政策,有很多的弊端。

那么,未来的“内循环为主”改变的不仅仅是贸易,而是要重构央行资产负债表——改变以美元为主要资产的结构,变为持有中国的国债,这是学美联储的做法。

这可能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无论是前两年央行和财政之间的争吵(见本公号《去杠杆争论第二波:球,踢给了财爷!》、《深夜重磅:金融改革背后开刀 财政部统领调整布局》),以及今年年初对财政赤字化的讨论,都预示着未来会发生大变。相关的分析需要专门的文章展开。

另外,未来如果中国的贸易顺差持续减少,持续性的贸易逆差出现,这也会对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和人民币的稳定会带来冲击。这几年是靠资本项下管道式开放的资金流入来弥补,即外资进入中国资本市场配置中国的债券和股票。

但是在三四年之后,外资持有中国市场的份额达到国际平均水平,进一步上升的空间有限,到时需要重新审视这个问题,这会在十四五期间发生,也是十四五规划中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重要战略性的问题。

5,能源领域面临变化?

中国从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从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开始做起,逐渐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到了2001年加入WTO之后,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体系。

但是中国真正自主地、有意识地提出是“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是在1994年,因为1993年中国已经成为了原油的净进口国,中国经济要发展,必须要到国外去寻找资源。

到了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也是要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积极开拓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

所以,这几年利用“两种市场”的说法也多了起来,去年国发关于综合保税区高水平开放文件的主要任务的第一条就是“拓展两个市场”。海关总署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利用两个市场,利用两种资源,更好地解决企业目前面临的困难”。

“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是一种主动出击的战略,但强调的更多是利用外部的市场、外部的资源,补上中国能源资源不足的短板。虽然这样的战略进行了很多年,但是随着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中国的原油对外依存度不断攀升。

中国石油企业协会近日在京发布《中国油气产业发展分析与展望报告蓝皮书(2018—2019)》。《蓝皮书》显示,2018年,我国油气对外依存度双创新高,其中石油对外依存度逼近70%,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升至45.3%。

所以从能源资源的领域来说,这个“内循环为主”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对外部的依赖太大太大了。虽然对于油气对外依存度高是否就等于不安全存在争论。

但是,在能源领域,如果要降低对外依存度,提高能源消耗的内循环,那么可能唯一的途径就是降低对绿色能源占比的要求,增加对煤炭的使用,因为中国是一个煤炭资源丰富的国家,如果要更多依赖国内,就要更多地发展煤炭产业。

最近BBG报道说,“Chinese authorities, looking to revive their battered economy and increase energy security, approved more new coal capacity in the first six months of this year than in 2018 and 2019 combined. ”

不知道这是否与中国能源更多地依赖内循环、增强能源安全有关,如果是这样的话,简单地看空煤炭产业并不定正确,煤炭产业和清洁技术的投入在十四五期间也许会得到非常大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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