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垃圾居然开罚单了?你中招了吗?3600位城管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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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AI财经社 刘碎平

编辑 | 严冬雪

张江高科技园区的外企白领Vivian觉得本人最近都“生活在渣滓桶”里:从年初开端,公司总部斥资做了一应改造,包括撤掉办公区渣滓桶,各大屏幕滚动播放上海市渣滓分类学问宣传片,就连电梯里都新装了半人多高的大屏幕,步入电梯,然后被各式图片包围。

在上海,渣滓桶面前人人对等,男女老少都绕不开意愿者的一句灵魂提问:“你是什么渣滓?”

7月1日起,被称为“史上最严”渣滓分类措施的《上海市生活渣滓管理条例》正式施行,个人混合投放渣滓可罚款50至200元,单位则是5千至5万元。重锤之下,上海居民既要捂住钱袋子,又不能让全国人民看笑话。

看笑话是不可能的,北京、成都等多地强迫渣滓分类的钟声也已敲响。到2020年底,先行先试的46个重点城市,要根本建成渣滓分类处置系统。

钱袋子也是捂不住的,罚款到来之前,钞票曾经流到了其他中央:在上海,餐厨渣滓粉碎机和渣滓桶卖到脱销,商家不得不采取限购或预定政策。数据显现,6月18日当天,京东渣滓处置器类目的成交金额同比超越去年的150%;在天猫上,贝克巴斯(厨余渣滓处置器品牌)首小时成交金额超越去年的410%,1分钟超去年全天。

从拾荒这个古老行当演化而来的渣滓分类回收业,迎来了史无前例的全行业迸发。

7月1日,上海宝山路街道、闵行某小区两地实拍

01

渣滓分类的本钱

7月1日早上8点,上海白领七七赶早去了一趟小区“渣滓暂时堆放点”,她颇有典礼感地认真分类好并停止分类投放。本以为人头攒动的投放点只要她一个人。过了好一会儿,才有上班族匆匆前来扔渣滓。

“今天独一的区别就是我们能够和执法机关一同开罚单。”静安区宝山路街道工委会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胡建文通知AI财经社,渣滓分类工作在该小区曾经展开很久,往常法规正式施行,目前大多只是口头正告,尚无处分案例。

在便利店,顾客留下的泡面桶在店员手里阅历了一次完好的分类处置:先将面汤倒入水池,再将残渣倒进湿渣滓桶,泡面桶被扔进干渣滓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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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某外企茶水间

“第一次(混装)拿回去重新分拣,二次上门正告,三次罚款。”闵行区合川路左近一家麻辣烫店担任人引见,渣滓分类曾经半个多月了,厨房里有6个分类桶,的确费事了许多,“罚款后仍旧不改的,可能就要取消停业执照了。”他皱了皱眉,但仍觉得分类究竟是好事。

“不分类,我们就不收。”该街道一位担任商铺渣滓收运的工作人员引见,沿街商铺试行渣滓分类以来,每天都很忙,团队10人每天两班倒,从早上4点忙到次日清晨1点。

商铺尚好监管,但面对个体,对具有25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上海来说,渣滓分类绝非易事。

静安区景凤路52弄的昌林公寓被视作渣滓分类模范小区。采用四分法,定时定点投放,过时不候。小区居民李磊通知AI财经社,他们做过统计,定时定点试行一个半月后,全小区400户居民,每天约有25到30户居民在规则时间之外丢渣滓,将渣滓袋堆在渣滓箱外,其中约有10户以上做了分类,整体参与度仅50%左右。

到了规则投放时间,小区物业雇佣的工作人员会将地上的渣滓袋翻开、分类、投放。身穿意愿者服装的老头老太们也会出来监视指导。

意愿者李丽通知AI财经社,意愿工作是无偿的,有时遇到不讲道理的居民还会被骂。不过,再过几天,效劳点就要装上摄像头,“谁乱扔就能够罚谁。”像李丽一样的意愿者,在上海大约有10万名,他们普遍曾经退休,在居委会的组织下,成为监视社区渣滓分类的最后一道防线。

早7点到9点、晚6点到8点的投放时间对上班族并不友好。一些网友则表示,本人都是在晚上偷偷倒渣滓。有痛点就有商机,几天前,饿了么高调上线“代扔渣滓效劳”,一单12块,跑腿范围不超越3公里,需求事前曾经分类。

小区公共范畴撤桶也带来很多问题,“乱丢乱扔的现象明显变多了。”闵行区一位小区保洁员通知AI财经社,撤桶后,打扫任务加大了很多。

面对争议,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环卫处副处长齐玉梅谈到,定时定点不是目的,而是希望有一个大家直接沟通的时间和地点,让人们更快更好参与。齐玉梅透露,目前,上海全市标准社区投放点的改造曾经完成71%,据不完整统计,全市约30%的社区渣滓分类曾经“蔚然成风”。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马丽哈德以为,处分监管只是一种手腕,假如不做分类,惩罚曾经存在了,比方环境污染、渣滓围城。数据显现,我国生活渣滓年产生量在四亿吨以上,随着外卖、快递等行业的开展,渣滓总量还在激增。

公开信息显现,截至2018年8月,上海城管执法系统共有7900多名工作人员。这意味着,每一名城管要对超3000名居民执法,而且要深化到街头巷尾。在爱芬环保结合开创人郝利琼看来,惩罚监视本钱十分大,只要社区树立一套自我管理和监视才是可持续、低本钱的,“法律当然需求,但是将来更多还是要靠社区人格素质的提升、建立,经过这些办法来完成行为改动。”

7月1日上午10时,上海市城管执法局对一家酒店开出首张整改单,并将在一个月内随时复查。当天,上海各级城管执法部门共出动执法人员3600人次,检查各类单位4216家,教育劝止881起,责令当场或限期整改623起,依法立案查处生活渣滓分类违法行为20起。

02

消逝的“摇铃铛”

闵行区一个堆满废品、灯光昏暗的回收站里,李刚和他的妻子、父母在此工作。

老早之前,李刚们在上海被叫做“摇铃铛”。他们蹬着三轮车,摇铃走街串巷,靠收捡废品养家糊口。在数以万计的摇铃铛里面,也藏着不少造富神话,大多数李刚不属于这一类。变革开放后,国有废品回收系统全面退出了民用废品回收市场,大量职业拾荒者涌现出来,常常以个体、家庭为单位,而且具有很强的地域性,有材料显现,主要以四川、河南、河北地域的乡村人口为主。

据调查,1998年,北京有近30万拾荒者,当年回收物质180到200万吨,售出收入20亿元以上。北京爱分类科技有限公司担任人徐源鸿的父亲就是其中一员。徐源鸿是85后,也是有名的“废二代”,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他的父亲从河南信阳来到北京,先干了几年包工头,发现老乡都做废品回收,还更赚钱,就转了行,在昌平区东小口开了废品回收市场。到该市场被取消时,徐源鸿父亲曾经在这儿干了快20年。材料显现,东小口废品回收市场曾经承载了北京市近1/4的渣滓集中回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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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分类的渣滓二次分拣中心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废品回收行业和从业群体不断处于社会边缘。一方面,该行业监管长期缺位,人员鱼龙混杂,又藏匿着大量销赃、盗窃等违法立功行为;另一方面,踩着三轮车乱窜的“摇铃铛”不只要挟交通平安,也影响市容市貌。

2007年,一位指导来视察,碰巧有几个小孩在游玩,一位陪同指着孩子开玩笑:“你看这都是’废二代’,父母是收废品的,他们也是收废品的。”这句话深深刺痛了徐源鸿,暗自赌咒要改动人们对行业的见地。

2019年1月31日,《上海市生活渣滓管理条例》取得经过,规则实行生活渣滓分类投放管理义务人制度,义务人要将渣滓分类驳运至托付点。义务人的呈现,意味着“摇铃铛”们退出历史舞台。《条例》试行后,李刚主动找到小区物业,拿下了废品站左近两个小区、约600户居民的渣滓搜集工作。除了将可回收物送到站点,李刚还担任小区渣滓桶里的渣滓分拣工作。

“赚不了什么钱,有什么方法?”李刚引见,均匀下来,全家每月总收入一万块出头,他记得左近还有不少像他一样的回收人员。

作为曾经的摇铃铛,李刚们或被一些回收中转站完整收编,成为渣滓二次分拣员,或被物业收编为保洁员,另一些则不得不面临失业或转行。

6月25日下午,友谊路街道一位社区保洁员张强正在签署协议,他行将成为藏宇环保公司在宝山区收编的84个保洁员之一。在宝山区,藏宇环保担任84个社区的两网交融工作,两网即“寓居区再生资源回收体系”与“生活渣滓分类收运体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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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网交融”是政府关于生活渣滓的一个托底项目,用业内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正轨的回收中转站”。从体量上来看,李刚以家庭为单位,藏宇这样的公司则是企业化运作。过去,一些废品厂在利益差遣下,仅回收具有高附加值的可回收物,如黄纸板、塑料瓶等。由政府托底的两网交融点,则承当着低附加值物的回收,比方玻璃、泡沫等。以往,这局部低附加值的渣滓会被送往燃烧厂,两网交融的推进,也是到达渣滓减量的一个手腕。正因如此,政府也会有相关的补贴措施。

精确说来,这是张强的第二次收编,由于有回收经历,此前,张强曾经被小区物业雇佣为保洁员。今后,除了打扫保洁工作,张强还要把可回收物集中到“两网交融回收效劳点”,到达一定量之后,再通知回收企业上门。开车上门的司机则承当着称重、注销工作,这些信息将和可回收物一同被带回中转站,再输入系统。

某中转站担任人引见,保洁员收到的可回收物,中转站将以市场价钱付费,不过,作为公司收编的保洁员,必需保证操作及收运标准,并且要坚持每个品种的纯洁度。除了保洁员,中转站的局部全职分拣员也是从“摇铃铛”收编而来。

相比未被收编的李刚,张强能拿到三份收入:保洁员工资、废品差价以及上门回收的鼓舞金。今年3月前后,居民经过支付宝搜索“渣滓回收”可在线下单,张强上门回收,每单几毛钱不等。

住建部发布的《2017年城市建立统计年鉴》显现,2017年,全国城市用于市容环境卫生的固定资产投资为508.1亿元,相比十年前增长了10倍,其中,用于渣滓处置的投资经费达240.8亿元,相比十年前增加了5倍。

据透露,全上海大约有20几家企业和社会组织做着和他们相似的工作。

事实上,渣滓分类能否顺利推行,与当地的末端处置才能有很大的关系,否则分类好的渣滓又将堕入混装混运的为难场面。数据显现,我国城市均匀湿渣滓所占重量比例为64%,局部东部城市超越70%,而其他国度均匀为46%。

中科院高等研讨员史吉平曾对媒体列出一组数据:假如全部生活渣滓都得到了有效别离,上海的日均湿渣滓量将到达1.56万吨,而目前的处置才能是4000吨左右。

“要加班。”上海静安区绿化市容局官员尤文坚对AI财经社透露,目前的处置才能还是有缺口。在上海乃至全国,渣滓处置链条上的中后端还是以国企为主,在处置缺口明显的状况下,一些涉足分类回收的社会企业热切希望能向中后端延展。除了当地政府开放度,资质问题也是社会企业不得不面临的难题,比方拿下一个环评就得两三年。

同济大学循环经济研讨所所长杜欢政对AI财经社表示,在分类、回收、处置的这串链条上,后端缺乏相应的范围化企业,总的说来,体系还没有树立起来。“要一步一步来,我估计要10到20年的时间才干把事情做成。”杜欢政说。

也就是说,曾刺痛徐源鸿的那句话,尚需时日才会淡去。

03

谁在赚钱?

2009年,北漂14年的四川巴中人朱星龙怀下落叶归根的心情,来到山城重庆。他探听到一个山城棒棒军干了5年废品回收,就供了两个娃上大学的故事,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脑中浮现。

拿着当淘宝店主攒下的1600万元,朱星龙正式进军废品回收行业,成立恒奥环保公司。一年后,朱星龙在《参考音讯》上面读到日自己以废纸换手纸的故事,受此启示,恒奥推出“渣滓换物”的活动,比方,1公斤报纸换2包手纸。这不只引导居民主动停止渣滓分类,还让老百姓有了“取得感”。2011年,“渣滓换物”得到媒体的大量报道,引发关注,这其中就包括远在千里之外的南京市城管局。

2013年,由于废品单价持续走低、政府环境不够友好等要素,朱星龙在重庆的废品生意宣布破产。2014年,南京正在为青奥会做准备,背着渣滓分类的指标,找上了朱星龙。朱星龙带着仅剩的两万块钱,来到南京栖霞区尧化街道,成立了南京志达公司。这一次,他放弃了靠回收挣钱的思绪,主要盈利业务变成分类回收相关的大数据、培训筹划、以及平面设计等。

在朱星龙备受外界关注的那年,远在北京的中环创新开创人李震正在尝试另一种形式。2004年,一次偶尔的时机,“海归”李震接触到政府助残就业的项目,担任组织残疾人回收废品。这次阅历带给李震的震动,不亚于朱星龙听到棒棒军发家致富的时分。

2009年,李震创办了中环创新,进驻北京朝阳区劲松街道,在10个社区展开渣滓分类。2011年末,中环创新推出一站式渣滓分类回收站“绿馨小屋”,采用积分换礼品的方式鼓舞居民主动把渣滓分类。

两年后,“绿色账户”积分在上海推行,直到今天,上海市民依然在运用绿色账户。在一些社区渣滓投放点,居民每投一次渣滓就能够取得5积分,积分可用于换取日常用品和交纳物业费。

不同于朱星龙和李震,技术出身的王永在环卫设备范畴深耕多年,2013年,浙江联运环境公司成立。联运环境副总经理肖龙回想,早前,联运环境是环卫设备商龙马环卫在浙江的代理商,靠着智能渣滓桶业务,他们切入了渣滓分类效劳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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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视觉中国

联运环境向AI财经社提供的数据显现,截至2018年12月,联运自主研发作产的智能回收硬件和软件平台应用于全国2000多个项目,效劳于800多万居民用户,再生资源日均回收量达2100吨。目前,联运智能回收箱除具有本人的App和小程序外,也接入了支付宝、微信,用户扫码即可开箱投递。多家企业向AI财经社表示,联运手握的数据是一块很大的优势。

目前,联运全部业务的用户量约800万,肖龙透露,用户打破千万之后,日活会是下一个指标。

“联网并不是智能,不过是自助式的。”藏宇环保杨恺提出质疑,在他看来,市面上的智能渣滓回收箱并非真正的智能,智能应该要分辨出渣滓的纯洁度、有没有分类,要完整脱离人工才叫智能。联运向AI财经社坦言,居民小区的厨余渣滓和其他渣滓的正确度打分,主要靠巡检员经过手持终端来人工停止,“这一块是很累的。”

不论企业做法存在多大差别,它们的甲方都主要是政府,以至完整依赖政府。靠政府补贴和售卖废品赚不了什么钱已是业内共识,找到新的盈利增长点才是一个持久开展途径。

“我要指着这个(渣滓分类)活着,那就得饿死!”李震通知AI财经社,中环创新涉足了局部增值效劳,目的就是希望能摆脱对政府的依赖。除了一些上门回收等效劳,可回收物的再造业务也是重要的一块。比方桌子,回收后停止集中粉碎,再停止二次消费,构成环保地板等新产品。

从智能渣滓箱切入市场的联运环境,目前的盈利来源主要有政府补贴、运营收益两大块。运营收益主要包括硬件和回收物,其中,智能回收箱业务占到总营收的1/3。2018年,联运环境完成营收2.13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35.97%;完成净利润2812.92万元,同比增加163.93%。毛利率高达27.01%,其给出的解释为“环卫信息化及渣滓分类业务增长疾速”。

目前,联运环境正在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肖龙透露,公司方案在主板或科创板上市,力争成为“渣滓分类第一股”。“后半辈子就靠这个了。”一名股民开玩笑地说。

事实上,渣滓分类产业链相关企业在资本市场走俏已久。同花顺行情中心数据显现,固废处置、渣滓分类等相关概念股已久连续几周领涨A股,渣滓分类概念股。其中,龙马环卫、伟明环保、上海环境、绿色动力、中国天楹等多支概念股涨停板不时。

作为头部环卫设备供给商,整个6月,龙马环卫股价涨幅超70%。2018年,龙马环卫整体营收达34.44亿元,同比增长11.63%。对此,龙马环卫回应AI财经社表示,环保行业是很典型的政策驱动型行业,以政策拉动和法规规范倒逼为特性。当下的政策,对公司环卫配备制造业务、环卫效劳业务及后端渣滓处置业务均是利好。

末端处置企业也因而受益。A股上市公司伟明环保主要从事城市生活渣滓燃烧发电,2018年完成营收15.47亿元,同比增长50.29%;2019年一季报显现,其营收为4.79亿元,坚持48.83%的增速。伟明环保回应AI财经社称,去年以来,密集出台的相关环保政策屡次提及“推进生活渣滓分类处置”,渣滓分类市场化的步伐明显加快。目前,该公司已做好相关技术储藏,将来,渣滓分类也将作为战略性开展业务停止思索。

04

资本入局

整个行业是从2017年开端热得一塌懵懂。

“直接脱销了。”肖龙回想,2017年9月,联运消费的智能渣滓回收箱忽然卖断货,消费压力很大,“这个时分我就晓得有问题了,当时一局部缘由也是由于产能缺乏。” 在此之前,联运一年的智能渣滓桶产量在4000套左右,往常扩容到了1万套。

简直一切企业都对AI财经社回想,由于政策利好,从2018年开端,参访人员纷至沓来。行业大会也从上百人的范围,激增到全国几千人。2016年12月,在中央财经指导小组会议上,普遍推行渣滓分类制度被提上议事日程。自此,一局部嗅觉灵活的人就开端相继涌入行业。

截至目前,在企查查搜索“渣滓分类”关键词,跳出来的相关企业多达7000余个,其中大多数都在2017、2018年之后成立。

被传统回收企业以为难挣钱的业务,却是互联网公司眼中的香饽饽。行业大火这两年,资本助力下的废品回收O2O企业不时涌现。其中,东莞的小黄狗、杭州的虎哥、北京的闲豆、上海的我爱收、厦门的废品大叔、武汉的九贝壳都曾是个中佼佼者,大都在小区、学校等地铺设智能回收箱占领市场。

目前,上述企业大多已完成A轮融资,闲豆则在去年10月完成了亿元级的C轮融资,其开创人方浩在今年年初时对媒体表示,闲豆“有望成为第一个盘绕回收来做的上市企业”。

今年4月,曾在扩张道路上一骑绝尘的小黄狗首先倒下,成为了废品回收范畴的小黄车。6月15日,小黄狗工作人员向AI财经社证明,小黄狗正在申请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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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视觉中国

成立于2017年的小黄狗曾在2018年两度融资,资方分别是中植集团和上市公司易事特,前者投资10.5亿元,后者增资1.5亿。同年12月,小黄狗宣布以现金+股权的方式收买笨哥哥,彼时,其估值高达150亿元,已是名不虚传的独角兽。

彼时,小黄狗董事长唐军对外称,估计2019年,小黄狗的设备铺设量将到达 10 万台,后端智能分拣处置中心也将到达100个,掩盖主要一二线城市。

话音落地缺乏4个月,唐军首先出事了——除了担任小黄狗的董事长,唐军还是团贷网的法人,2019年3月28日,团贷网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立案侦查,唐军等人主动投案。尔后,受拖累的小黄狗被曝出欠薪、资金冻结,大批员工被迫离任。

除了受团贷网风云影响,在不少传统从业人员眼里,小黄狗的匆匆来去,论证了互联网烧钱形式在这一行行不通。在肖龙看来,小黄狗这类以地道的资本思想切入的公司,必然会面临着资讯、市场培育的短板,这些无法一蹴而就。肖龙解释,互联网企业过于注重线上,但这行需求线上线下并重。

说到底,渣滓分类回收目前仍以公益用处为主,在传统企业尚未探究出卓有成效的盈利形式时,互联网企业前方也难有坦途。

目前,小黄狗项目仍在运转,其向AI财经社出示的最新数据显现,目前,小黄狗项目已进驻全国30多个城市,铺设设备1万多台,掩盖社区近9000个,居民2000万,注册用户370万,月均匀增速80%。面对外界质疑其盈利形式不明晰,小黄狗对AI财经社回应称:B端客户、广告、物流等增值效劳都是本人的盈利点。

不过,小黄狗的遭遇的确让不少传统企业松了一口吻。有业内人士向AI财经社透露,互联网形式假如被证明有效,首当其冲的就是长期承受政府补贴的传统企业——这意味着,政府又多了一个选择。“我们希望经过足够市场化的行为先把渣滓分类的理念宣传给用户,在到达一定效果,并构成可行性计划后,再与中央政府停止协作,这样能够为政府更好地节约本钱。”小黄狗对AI财经社说。

从目前的现状来看,互联网企业烧钱形式的打法,还处于吸收甲方留意力的阶段。小黄狗的倒掉,无疑为互联网形式蒙上了一层阴影。

不过,千千万万个小黄狗还在跑来的路上。成立于2014年的废品大叔,曾经探究了一套与政府协作的形式,主要为当地政府提供定制化的专业渣滓分类+再生资源城市化处理计划。

相较之下,完整市场化运作、不依托政府的我爱收明显有些费劲。成立于2017年的我爱收,在2018年末完成了A轮融资,以智能设备终端切入回收市场,以纸板等高附加值可回收物为主要业务。开创人李光坚持以为卖废品“能赚钱”,但目前盈亏根本持平,“人力本钱太高了。”李光感慨。

事实上,渣滓分类效劳企业确为劳动密集型,需求拼人力、拼运营。AI财经社理解到,前述一切企业人力本钱普遍超越总本钱的1/3。以头部公司联运环境为例,2018财年,其期初员工合计为1751人,期末员工总数暴增至3230人,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接近总营收的40%。

“行业的确火了,但真正懂行的人特别少。”曾立誓改动世俗目光的徐源鸿,往常已完成“废二代”的华美变身。2011年,硕士毕业的徐源鸿去了一家投资公司,工作之余协助父亲管理回收市场。之后,索性辞职,拾起了父辈的成本行。2017年,徐源鸿成立了爱分类科技有限公司,将渣滓分类与互联网分离,其小程序在北京市昌平区提供干渣滓上门回收效劳。不过,以政府采购形式来看,传统企业即使穿上互联网的马甲,其效劳范围也只能局限在所掩盖的小区。

不论传统或互联网企业,将来新的盈利形式已成为业内关注的焦点。箱体广告、上门效劳、物流……似乎躲藏着无限可能。有业内人士表示,将来将是社区战,假如说新批发抢夺的是社区的“最后一公里”,那么渣滓回收将成为社区最后100米、以至是最后10米的主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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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初,中国全面制止进口洋渣滓,其中包括废弃塑胶、纸类、废弃炉渣、与纺织品等24种固体废物。从一些兴旺国度经历来看,今天推行渣滓分类,其实是为了不走欧美渣滓越堆越多、越丢越贵、公开水被浸透污染的老路。

另一方面,一些渣滓分类严厉的国度和地域已获得不错的经济效益。中国台湾从1995年全面施行渣滓强迫分类,到2015年,中国台湾废弃物回收公司超1600家,年营收达20亿美圆,资源回收率达55%。在德国,渣滓处置行业每年带来的收益约为500亿欧元,处理了24万人的就业,占全国经济产出的1.5%。而在以渣滓分类著名的日本,2010年,其再生资源产业从业人员达1400万,年产值约3500亿美圆。

2000年,中国曾发布全国首批8个渣滓分类试点城市,上海、北京、南京等在列,那次轰轰烈烈的重生活运动,由于各地分类规范不统一、缺乏配套处置系统以及无视前端减量化等缘由而偃旗息鼓。而今,在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重启渣滓分类,又将释放出怎样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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